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社区工作条例

（2013年7月12日贵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13年9月27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区建设和治理，改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实现社区和谐、规范、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社区建设和治理，服务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区域的人群所组成，并且由经批准设立的组织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三条 社区建设和治理，服务和管理，应当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利民便民，居政分离、因地制宜，公开高效、强化监督，维护居民权益和扩大基层民主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区域社区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实施，统筹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向社区集中。
　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应当充分尊重社区居民意愿，注重保护社区生态环境、文化遗产、民族宗教遗址和地方特色景观，促进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
　第五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内社区的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或者确定的职能部门，负责对社区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协调。
　第六条 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有权参加社区服务管理，对社区建设、治理、服务和管理提出意见、建议，监督社区工作的开展。
　社区居民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公共道德和居民公约，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爱护社区公共设施。鼓励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第二章 社区建设与治理
　第七条 社区建设和治理，应当以服务管理完善、治安秩序良好、文化生活丰富、社区环境优美、公众广泛参与、社区文明和谐和居民满意为目标。
　第八条 社区的范围，应当以地域面积、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兼顾公共资源配置、人口数量和居民认同感等因素，合理划定。
　社区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决定，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 社区建设应当根据社区工作实际，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机构、核定编制，配备工作人员。
　第十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是区（市、县）人民政府在社区设立的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机构，直接受区（市、县）人民政府领导。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围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的要求，开展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相关工作。
　区（市、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照职责，对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一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负责做好社区内的民生保障、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城市管理、人力资源、教育、卫生、体育、统计、民政、科普、老龄、残疾人、民族宗教、侨务和流动人口管理等社会综合管理事务。
　第十二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协调做好社区内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国防教育、信访、维稳、社区矫正和禁毒等综合性管理事务。
　第十三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配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社区内涉及公安、工商、税务、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市政建设、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绿化、环保、水务、交通、质监、食品安全、文化市场监管、森林防火、抢险救灾、应急和消防等社会专业管理事务。
　第十四条 除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外，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为社区居民提供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便民、利民服务；
　（三）指导社区内居（村）民委员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组织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制定社区服务管理指导目录，明确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具体内容，并且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凡本条例未明确规定和未列入社区服务管理指导目录，需要新增进入社区开展的工作事项，应当经区（市、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专业管理事务以及其他不属于社区职责范围的工作，不得对社区服务管理机构进行检查和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委托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办理临时性事务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完备委托手续，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指导督促，并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拨付工作经费。
　第十六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按照公开推荐、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具体办法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 社区应当成立社区议事协商组织，其成员由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其他组织的代表和居（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组成，通过公开报名和民主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具体办法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社区议事协商组织负责围绕地区性、群众性和公益性问题，听取和反映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意见，监督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工作。
　社区议事协商组织应当制定议事规则，建立灵活多样的协商议事制度，畅通社区居民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
　第十九条 社区议事协商组织按照以下方式开展工作：
　（一）召开意见收集会，走访社区居民，收集区域内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
　（二）召开议题讨论会，对社区居民关注和需要办理的事项进行讨论协商，提出需要提交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具体办理的事项；
　（三）召开议事决策会，对提出办理事项进行研究决策并且交付实施；
　（四）定期召开社区议事协商组织扩大会议，对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社区议事协商组织负责人进行述职评议。
　第二十条 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应当根据人口和地域等情况依法建立居（村）民委员会。
　居（村）民委员会在区（市、县）人民政府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指导下，依法开展群众自治活动。
　第二十一条 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不得向居（村）民委员会安排其自治职能之外的工作；除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明确要求居（村）民委员会创建达标的事项外，不得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检查和考核。
　居（村）民委员会依法协助政府职能部门、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开展工作，应当有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
　第二十二条 社区内的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协助、配合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居（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参与社区建设、治理活动。
　鼓励实行居（村）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交叉任职。
　第二十三条 建立、完善社区共建机制。社区群团组织、驻社区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配合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开展工作，主动参与社区建设、治理。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驻社区单位整合内部设施资源向社区居民开放。
　第二十四条 建立、完善人大代表联系社区居民制度。人大代表应当定期到社区接待、走访居民群众，听取群众对国家机关以及社区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开展多种形式促进社区建设、治理的活动，帮助解决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
　第二十五条 培育、支持和发展社区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社会组织。实行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登记；对暂未达到登记条件，但社区服务管理又需要的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听取居（村）民委员会意见后进行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专项资金，通过开办扶持、专项扶持、以奖代补、购买服务和建立孵化基地等方式，培育社区服务管理需要的社会组织。
第三章 社区服务与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推进社区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服务方式，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社区服务管理的需要，设立集中办事服务窗口，办理下列事项：
　（一）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综合管理事务的服务管理事项；
　（二）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职能部门委托的服务管理事项；
　（三）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开展的有关行政管理事项；
　（四）社区居民需要、可以集中办理的其他服务事项。
　市政公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需要在社区开展的服务事项，可以纳入服务窗口办理。
　第二十八条 社区集中办事服务窗口实行办事公开、一站办理和首问责任等制度，根据群众需要，可以采取错时、预约等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和手段，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第二十九条 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可以向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村）民委员会购买服务。
　购买双方应当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服务期限、服务价格以及资金支付方式等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购买服务的具体指导办法，明确购买服务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效果评价和工作要求，保障购买服务的有序施行。
　第三十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服务管理便捷、无缝衔接、全社区覆盖的要求，结合居（村）民委员会的设置，科学划分社区网格，合理配置网格工作人员，建立社区服务管理网络，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
　网格工作人员由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统一管理、使用和考核，其报酬标准由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参照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确定，由社区服务管理机构按照标准统一支付。
　第三十一条 网格工作人员实行一岗多责，做好网格内的以下工作：
　（一）负责采集基础信息，收集社情民意，服务居民群众，宣传法律政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基础工作；
　（二）负责采集和报告生态文明建设监督信息；
　（三）指导、监督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工作；
　（四）协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社区开展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以及网格工作人员对采集的基础信息，应当按照保密的有关规定使用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立与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联网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加强网格信息动态管理，开通服务热线，反馈社区居民意见，及时解决社区问题。
　建立社区门户网站，面向社区提供社会管理资讯和新闻、政策、法规等信息，网上受理社区居民反映或者申办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居（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社区居民的需要，组织开展或者引进市场组织开展日间照顾、居家养老、健康咨询、文体娱乐、托幼和维修等服务，建设社区超市、家政服务网点、居民楼（院）信报箱和居民说事点等服务设施。
　第三十四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区维稳、社会治安、安全事故防范的工作网络和机制，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表达诉求，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开展社区治安联防联治，消除安全隐患，维护社区秩序。
　第三十五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组建各种类型的志愿者队伍，广泛动员、激励和吸收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和支持驻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开展邻里互助等自助活动，对社区老幼病残等困难群体提供救助。
第四章 社区工作保障
　第三十六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提供与社区服务管理工作相适应的设施和设备保障，将社区服务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和公益事业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且形成逐年正常增长机制。
　财政部门应当深入社区调研，听取社区服务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社区各项工作的经费需要，科学、合理编制社区经费预算，及时拨付工作经费，保障社区工作正常开展。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服务管理用房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按照利于服务、便于管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配套建设。每个社区的服务管理用房不低于800平方米。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强社区市政、环卫、绿化、医疗卫生、文化和体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维护、管理机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
　在建设前款规定的公共基础设施时，建设单位应当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工作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建设规划，制定社区工作队伍建设专项规划并且组织实施。
　社区工作者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居（村）民委员会工作骨干、优秀网格工作人员、长期从事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以及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人员。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区工作者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开展社区工作者岗前、在岗培训，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
　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国家社会工作者资格认证，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进程。
　支持市属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社区工作人才。
　第四十一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符合社区工作实际的双向考核机制，制定以群众满意度为主要标准的考核办法和指标体系，将社区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目标，重点考核社区为民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考核评价社区工作，应当动员、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并且可以委托第三方组织或者机构实施。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对社区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组织机构、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表彰奖励。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社区工作者考核办法，将工作成效、群众满意度列入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作为工作实绩认定和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三条 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区服务管理信息公开和挂牌联系等制度，公开服务、管理和考核等内容，接受社区居民、居（村）民委员会、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监督。
　第四十四条 社区居民、居（村）民委员会、驻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对社区服务管理人员不履行服务管理职责或者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可以向社区服务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部门投诉。
　受理投诉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并且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实施办法，并且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因官与民之间的纷争而引发，现实地位的悬殊使得由何人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具有强烈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成为当下行政审判重要使命的背景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满足民众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诉求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并未就行政首长是否需要亲自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但全国各地相继通过颁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并得到了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近年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实际运作呈现出首长出庭应诉率和案件协调和解率大幅提升的可喜变化。“海安样本”的出现和传播，则预示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与如火如荼的制度实践相比，目前的行政法学理论并没有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一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制度创新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还相当匮乏。作为一项本土化的自生自发型制度创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充满着实践智慧和经验理性，预示着中国本土行政审判模式的悄然转型，亟待学术研究者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建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言：“行政审判工作迈出每一步，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而言，实践需求和现实功效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本身就是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上述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作为我国基本行政领导制度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义在于，行政首长不仅要对其个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还要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机关组成部分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所属组织的行政行为负责。在当下中国“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已成公权力运行痼疾的时代背景下，重申“行政首长负责制就是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具有极为特殊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直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行政首长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目前，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质疑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必要性的认识，即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而非行政首长作出的，行政首长因不知情而没有必要亲自出庭应诉。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实践中，除了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外，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乃至集体讨论在很多时候都是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内部必经程序。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所属机关具体行政执法人员的请示汇报或者班子成员的集体讨论中，行政首长对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完全是知情的。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是先前行政程序义务的自然延伸，既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也有利于被告借助庭审向原告进一步做好解释工作。

　　其次，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决断者”。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已经成为当下评判行政审判工作的首要标准。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转型期间的发展失衡、政策失当和分配不均又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不仅要讨个“说法”，而且更要得到“实惠”。与此相伴随的，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不仅需要“定分”，而且更需要“止争”，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和所在行政机关各种资源的掌控者，行政首长在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需要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理由说明；另一方面，行政首长还需要就案件的妥善化解提供方案。特别是在被诉行政行为并非完美无缺、原告利益受到实际损害时，行政首长应诉的态度更为重要，可以说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事实上的决断者。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有利于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最后，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源头性预防的“责任者”。党和国家对社会稳定的高度强调以及纠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决定了纠纷解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行中的特殊意义。持续多发的社会冲突很容易使转型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乃至引起社会危机。正是基于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关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进而确立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发生”的司法理念。面对“信访潮”的涌现和“维稳”的现实压力，行政机关必须切实肩负起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重任。行政首长通过走上法庭与原告激辩、与人民法院沟通，能够及时掌握行政争议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避免新的行政争议的产生。可见，以发展为第一履职要务的行政首长也应当“兼理”司法，以亲自出庭应诉的方式履行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责任。

　 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实现了行政诉讼法制发展与宪法原理的对接，从而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极为扎实的理论根基。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正式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也必将实现法制化的飞跃，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法律保障机制的研究亟待展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