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15号



《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业务2001年11月25日大连市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长 李永金

2001年11月28日


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第一章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人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大连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大连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折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折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折迁人，是指被折迁房屋的所有人。
本办法所称房屋承租人，是指与房屋所有人具有合法租赁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大连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具体负责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市内区）城市房屋拆迁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县（市）、旅顺口区、金州区人民政府和大连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部门，对所辖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互相配合，保证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有利于完善城市综合功能和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提高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房屋拆迁。
第七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负责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的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八条 房屋拆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进，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
第九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拆迁期限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根据拆迁规模确定。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内给予答复。
第十条 城市房屋拆迁，可实行下列两种方式：
（一）具有拆迁资格的拆迁人可实行自行拆迁；
（二）不具有拆迁资格的拆迁人应委托具有拆行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
第十一条 承担拆迁任务的单位（以下简称房屋拆迁单位），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查，取得拆迁资格，领取房屋拆迁资格证书。否则不得承担房屋拆迁工作。
房屋拆除作业管理，按建筑工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从事房屋拆迁业务的人员应当经过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专业培训和考核，能熟练掌握与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
第十三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房屋拆迁单位出具的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被委托的房屋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四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输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五条 拆迁人或被委托的房屋拆迁单位，须严格遵守房屋拆迁有关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后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向被拆迁人及房屋承租人发送房屋拆迁通知书；
（二）向被拆迁人及房屋承租人宣传解释有关政策规定；
（三）核实被拆除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关系等有关证件；
（四）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评估。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在拆迁期限内，以书面的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七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人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房屋承租人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八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九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请公安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一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搬迁时，须保持原房屋完整，不得损坏房屋各种设施，违者须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搬迁时，其所在单位应按出勤给予公假两天。
第二十三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搬迁时，公安、教育、邮政、电信、公用、工商、广电等部门和单位，应及时为其办理户口迁移，子女转托转学、信件投递、电话及有线电视迁移、停止供水供电供煤气、工商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变更和注销登记或者歇业手续。
第二十四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外国驻连佃事机构的经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的有特殊风格和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有抵押的房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并订立转让合同，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定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建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拆迁人和金融机构相互制约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制度，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的临时建筑，按净值予以补偿。
除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三十条 实行贷币补偿，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结算补偿金额。
第三十一条 拆迁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市内区被拆迁房屋市评估价格不足下列标准的，由拆迁人按下列标准予以货币补偿。价格标准为：房屋特、一类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800元；房屋二类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200元；房屋三类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500元；房屋四类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800元。
第三十二条 拆迁住宅房屋，市内区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每户原住房建筑面积低于下列补贴标准的，拆迁人应增加面积给予货币补贴。补贴标准为：被拆迁房屋在房屋特、一类区原建筑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按30平方米计算；在房屋二类区原建筑面积不足32平方米的，按32平方米计算；在房屋三类区原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按40平方米计算；在房屋四类区原建筑面积不足45平方米的，按45平方米计算。增加面积部分的补贴，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标准的70％计算。
拆除1995年年底以前经市政府不关部门批准建成的临时建筑，属于使用人自住、具有常住户口、别处确无住房的，拆迁人原则上在房屋四类区给予妥善安置。安置标准为建筑面积45平方米，使用人需按房价的50％承担安置费用。
第三十三条 住宅用房临时改变用途的，拆迁时按照住宅用房市评估价格标准补偿安置。
第三十四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补贴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房屋产权调换的差价。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房屋产权调换，由拆迁人适当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五条 拆迁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房屋，用于拆迁安置。
第三十六条 被拆迁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评估，由拆迁人委托具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承担。
第三十七条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由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补偿安置并已达成协议的，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或补偿安置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公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仍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三十八条 拆迁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租赁房屋，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由被迁人安置房屋承租人，租赁关系继续保持。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租赁关系终止。属于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的20％支付给被拆迁人，80％和增加面积补贴支付给房屋承租人；属于非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的30％支付给被拆迁人，7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
第三十九条 拆迁属于落实私房政策带返还的私有租赁住宅房屋，应实货币补偿，货币补偿金的100％支付给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的补偿按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结住宅房屋承租人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四十条 拆迁市内区的住宅房屋，拆迁应按下列规定给予使用人补助：
（一）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因拆迁而迁出的，一次性支付每户搬迁补助800元。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以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合同为计户单位；
（二）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在协议规定的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应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户每月300元，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三）实行货币补偿的，一次性支付每户安置补助费1000元。
第四十一条 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电话、有线电视迁移费用，由拆迁人承担。
第四十二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不提供周转房过渡。由拆迁人支付因搬迁发生的运输费和设备安装费，并对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评估从予以补偿。
拆迁非住宅房屋（含经批准住宅用房临时改变用途的），对以房屋产权人同意装修有不动产部分，拆迁人应按房地产评估机构对装修原值的评估价格，进行折旧后对装修人予以补助，年折旧率为20％。
第四十三条 拆迁生产、经营用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在停产、停业期间，按上年度市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标准的1．5倍，向被拆迁单位支付直接受到影响的在职职工的生活补助费。
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一次性支付3个月生活补助费。
第四十四条 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应包括补偿方式、补偿金额、补助金额、补贴金额、支付方式、搬迁期限、违约责任及违约纠纷的处理方式等事项。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包括补偿安置方式、补助金额、补贴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差价结算方式、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违约责任及违约纠纷的处理方式等事项。
第四十五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采取地渡安置的，应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明确过渡期限。安置房屋为多层建筑的，过渡期限不得超过2年；安置房屋为高屋建筑的，过渡期限不得超过3年。
第四十六条 因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延长过渡期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处逾期之日起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超期在1年以内的，每月附加50％；1年以上的，每月附加100％。对周转房的使用人，应当处逾期之月起按每户200元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实施拆迁前，必须具有与其拆迁补偿安置任务量相适应的资金，并足额存入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专门账户。
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可持所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到金融机构办理货币补偿、补贴资金领取手续。
拆迁人应根据拆迁进度，按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要求及时向金融机构的专门账户追加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拆迁人完成全部拆迁补偿安置任务后，如存入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尚有余额，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意负见将余款返还拆迁人。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十八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第四十九条 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并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四章 罚则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以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五十三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在市政府决定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地区，由综合执法机构实施；未实行综合执法的地区，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
实施行政处罚，须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罚没资金应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五十五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依法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阻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在大连城市规划区外国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大政发[1994]106号《关于实施＜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规定》、大政发[1999]88号《大连市城市棚户区及重点工程地块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办法》同时废止。
各县（市）、旅顺口区、金州区和大连经济房屋拆迁的补偿、补贴、补助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和管理委员会参照本办法自行制定。
附件：大连市城市房屋类区划分标准。
附件：
大连市城市房屋类区划分标准
特区类：
天津街（东至民生街、西至胜利广场）、修竹街（北至长江路、南至天津街）；普照街（北至长江路）、五惠路（东至解放路、西至友好街）、中山路（东至中山广场、西至友好街）；解放路（南至五惠路）；隆盛街；新盛街；进步街；友谊街；兴隆街；青泥洼桥；青泥街；青泥二街；青泥三街；青泥四街；中山广场；胜利广场。
一类区：
指市内三个商业繁华中心及方便的生活居住区。
具体范围：
1、以中山广场为中心，东至五五路（包括三八广场区域）；西至英华街；南至五惠路、南山路；北至长江路；除特类区以外的范围。
2、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东至市场街、西至不老街；南至珠江路、五四路；北至长江路。
3、以五四广场为中心，东至万岁街；西至中长东六街和如意街；南至黄河路；北至长江路。
二类区：
指区域性商业、服务业和交通比较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即市街区范围以内，一类区以外的区域。
具体范围：
北至铁路沿线；西至盖平街和中长街；南至胜利路；东至寺儿沟市场；甘井子百货商店的附近商业区；西南路百货商店附近商业区；解放路（南至桃源街）、八一路沿街两侧。
三类区：
指小区性商业服务网点和一般性生活居住区。
具体范围：
石道街、新起屯、白云山庄、老虎滩、转山、傅家庄、台山、黑石碓、民乐、荣华、北岗、侯家沟、春柳、周水子、金家街、椒房、新甘井子、金南路。
四类区：
石家沟、王家沟、郭家街、泡崖子、三道沟、海茂村、山中村、老甘井子、石槽、高家沟、华乐、景山沟、由家村、杨树沟、南关岭镇。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

高 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关键词：公法文化、法律文化、传统、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在新世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它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法制迈向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阻碍有很多，其中，中国公法文化传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一、“公法文化”释义
公法文化是与私法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区分来源于对法进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将法分类为公、私两部分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法学阶梯》开卷即揭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1）与公法、私法定义划分相对应，一般认为，所谓公法文化是指公法相对发达，以公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公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它具体表现为：以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公法为主要法律规范，公法规范形式化程度高，公法优先，私法是实现公法目的的手段。公法化总体精神呈现出权力至上、秩序第一、等级特权和义务本位的精神。私法文化则是私法相对发达，以私法精神为灵魂，法体系、法实施、法运行中贯穿着私法精神的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以民法、商法等私法规范为主要法律规范，私法形式化程度高、私法优先，公法只是实现私法的目的的手段。私法文化总体精神表现为法律至上、正义第一、自由平等和权利本位的精神。法律文化学者张中秋先生在此基础上对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从性质上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的区分，指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性）的法律体系。”（2）
二、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结构为基础，体现了专制皇权主义和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要求，呈现出浓厚的公法文化的特点：
1．在法律结构上，公法与私法不分
中国古代历朝法典编纂的一大特色就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其中刑事性规范远远多于民事性规范。对此，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作出卓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3）因此，在古代中国，“法律一经产生，它就既不是被用来巩固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是被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相反，其首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4）
传统公法与私法不分表明了“中国古代法典是公权性的，刑事性的”，（5）表现出泛刑事主义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刑、法、律三字相通。《尔雅·释诂》：“刑，法也”，“律，法也”。《说文》“法，刑也”。《唐律疏议·名例》：“法，亦律也”。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6）对于今天看来纯属私法调整范围的借贷、婚姻、家庭、买卖、保管等民事法律方面一律刑法化，以刑事手段加以调整，亦即学者所谓的这些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往往只限于规定因触犯习惯准则而受刑事制裁的有关条款。”（7）
2．立法与司法方面，皇权至上，行政与司法不分
首先，在立法上，皇权至上，法自君出。自从秦始皇建立起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思想，成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掌握着一切大权，言出即法，法自君出，即所谓的“命为制，令为昭”，当成文法与皇帝意志发生冲突时要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准。
其次，在司法方面，封建君主控制着司法大权，生杀由己，是最高的司法者，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8）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
3、在法律的功用方面，奉行法律工具主义
受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古代是中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过分强调法的刑罚功能，忽视法的防患功能，而将法的防患功能让位于伦理道德，道德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成为调整社会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罚是工具，而道德教化是目的，即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法与道的功能上，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9）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古代中国，“法律最初一产生，即有人认为它是道德论丧的产物，因而对其充满了敌意。”（10）在这种“德主刑辅”的模式下，“真正与法律有关系的，只是那些道德上或典礼仪式中的不当行为，或者，是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犯罪行为”，“制定行为规范的目的在于防止上述行为的发生”，（11）这样，法律仅仅成了统治者手中“驭民”推行礼教的工具而已。
三、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对当前法制建设的阻碍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虽然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今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古代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已被彻底的废除，与西方相似的法律制度今天已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建立。但是，正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的那样：“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宗教信仰相连的习惯和看法。”（12）事实上，作为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已经作为民族心理层面因素而存在的公法文化传统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成了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支不可轻视的阻碍力量。
首先，在公法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私法极不发达，没有形成独立的民商法律体系，亦没有蕴育出市场经济所需求的权利观念，在整个古代中国，“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3）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政府重视以刑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忽略了对法制的建设，尤其是对民商法律制度的建设，直到今天我国尚未制订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现有的大量民商单行法律、法规仍处于十分杂乱、不成体系的状态。
其次，在传统法律泛刑事主义及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法与刑同义，而刑又与残酷、野蛮同义。按照《慎子》的解释，所谓刑即“斩人肢体、凿人肌肤”。所以民众谈法色变，“对人民来说，法仅仅是恐怖的对象，与权利、利益的保障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对这种上面强加的法，人民本能的躲避”（14），根本谈不上对法的依赖和信仰。受其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众在对法的态度上仍表现出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民众普遍的畏法、畏惧上法庭打官司，但这种畏法仅仅出于畏惧刑罚而畏法，却并非出于内心的对法的自然需求、信仰或习惯。另一方面，对于非采取刑事制裁手段的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律民众却普遍丝毫不放在眼里，甚至大肆予以侮慢，根本没有民事违法的概念。对于这一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诚信任意违约、侵权行为即是例证。
再次，由于传统立法、司法模式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权力崇拜的人格，另一方面还形成了行政、司法职能不分，人治主义的传统。直到今天，现实中司法机关设置及管理模式均严重行政化，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法律运作中，以言代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法外行事、行政干预司法之事时有发生。在权力面前，法律地位卑微，其威信荡然无存。此外，由于传统公法文化中司法组织的欠缺和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支配下，“自然导致对于过程的忽略和对结果的重视”，（15）现实中，受其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仍然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四、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我国法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即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我国公法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造。为实现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和观念两方面着手解决。
1．法律制度方面建设
首先，应大力完善立法，尤其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商法律体系，使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为实现建立和完善民商法律体系的目标，当前必须大力进行法律移植的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是私法即民商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急切地呼唤完善的民商法律体系，但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公法文化传统却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资源，而当前市场经济改革已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适时的移植西方的民商法律制度可以“成为推进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16）正如学者论述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地说，我们继受的主要是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7）
其次，政府及政府官员本身应带头守法，应树立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果人们总是从经验中得到连政府及其官员都不遵守法律的经验将从根本上摧毁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但是，如果仅从“性善论”的幻想出发，想仅凭人民公仆的自觉性去自觉守法的任何想法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已被历史证实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必须对权力予以制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订出权力制衡、对权力监督的更合理的机制。
再次，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增强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彻底排除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对司法人员而言，应去除“重实体，轻程序”的陈腐司法观念，树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
2．观念方面建设
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的表现就是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实际运行来看，情况却并非乐观，事实上，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18）而由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一群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会诚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说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目标，更主要的是必须大力进行观念方面的建设。
对于观念方面的建设，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大力张扬人权、平等、自由、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等现代法治观念，去除人民身上的盲从、软弱和奴性，确立法律的权威，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在观念建设中，核心的内容是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20）而伯尔曼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1）
五、结语
中国公法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既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又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因此，当前必须大力进行公法文化的改造工作。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公法文化传统历经千百年而逐渐形成，是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对其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坐标循序渐进地进行。
注释：
（1）[罗马]查士丁尼著：《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2）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见2002年8月21日《光明日报》
（3）[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4）[美]德克·博德：《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
（5）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第111页
（6）、（8）、（10）、（11）[美]D·布迪、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第3页、第36页、第2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
（7）、（12）[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84页、第467页
（1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5页
（14）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1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