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摘要] 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是两者对立与同一的结果，而各国对责任竞合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但各有利弊。在此基础上。文针对我国现行法的有关规定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完善。
[关键字] 侵权责任 违约责任 竞合

从民法看，竞合是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权利的产生，并使这些权利产生冲突的现象。①具体到本文所要论述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指某一违法行为同时具有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双重特征，从而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并存的现象。由于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生的，因而，相对于权利人也就是行为的受害人而言，则产生双重请求权。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允许当事人选择请求权以及该如何更有效更公平的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一、责任竞合的产生原因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两种责任的对立与同一。责任竞合现象是伴随合同法与侵权法的独立而产生的，它的存在体现了违法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又反映了合同法和侵权法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状况。作为两种基本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最初是不区分的，违反契约和侵犯他人权利同为不法行为，应受到处罚。直到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对二者的分离予以确认。
两种责任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侵权责任为违反权利不可侵害义务所生责任，违约责任则是违反合同义务所生责任，两者均为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均以故意或过失为发生责任之要件；违约行为究其本质属侵害债权,与侵权行为无实质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责任的同一性，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违法行为常具有两种性质，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合同当事人的违约同时侵犯法律规定的强行性义务，如保护、照顾、通知、忠诚等附随义务或其他不作为义务。而在某些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的同时又违反了合同担保义务。如出售有瑕疵的产品致人伤害。
第二，在某些情况下，侵权行为直接构成违约的原因，即所谓侵权性违约行为。如保管人以保管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并非法使用，造成财产毁灭损失。另一方面，违约行为也可能造成侵权后果，即所谓的违约性侵权行为。如旅客运输中，若非不可抗力或旅客自身的过错，而是因为承运人的过错如紧急刹车致使旅客受伤或致残的，承运人既违反了安全运输旅客的合同义务又侵犯了旅客的人身权。
第三，不法行为人实施故意或重大过失侵犯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时，如果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那么，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行为，不仅可以作为侵权行为还可以作为违反了事先约定的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对待。如医生因重大过失造成患者的伤害和死亡，既是一种侵权行为又是一种违反事先存在的服务合同的行为。
第四，一种违法行为虽然只符合一种责任要件，但是，法律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要求合同当事人根据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和提起诉讼，或将侵权行为责任纳入合同责任的适用范围。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具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具有很大的相对性，这也正是两种责任相互对立的基础。如果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同一性导致了一种违法行为并存两种责任的可能性，那么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对立和差异则进一步造成两种责任的冲突。②两种责任在法律上的差异，使得对两者的不同选择会极大的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即，是选择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将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两种责任的区别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归责原则不同。各国法律普遍规定违约责任适用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只要存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事实，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而侵权责任则一般规定为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严格责任为补充。在我国的侵权之诉中，只有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才可以减轻；而在合同之诉中，只要受害人有轻微的过失，违约方就可以减轻赔偿责任。
第二、举证责任不同。在违约责任中，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只须证明合同有效存在和合同的不履行或履行的不符合约定即可；而违约方应当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在侵权责任中，受害人一般要证明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特殊侵权责任除外）。因此，受害人在侵权责任中比在违约责任中承担着相对多的举证义务。
第三、诉讼时效不同。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对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的诉讼时效规定了不同的期限。以我国为例，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期限一般为两年，但因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期限为一年；因违约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但在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未声明、延期或拒付租金以及寄存财物毁损灭失的情况下，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
第四、任构成和免责条件不同。在违约责任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约行为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要承担违约责任。一般来说，违约是否造成损害事实的存在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成立。而在侵权责任中，无损害事实则无侵权责任，损害事实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关于免责条件，在违约责任中，除了法定的免责条款外，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承担责任的情况，而且，即使不可抗力也可以约定其范围；在侵权责任中，只有法定免责条款，不可随意约定。
第五、任形式不同。违约责任主要采用违约金的形式，且可约定可法定，因而，在违约行为发生后，违约金的支付并不以对方发生损害为条件。此外，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而侵权责任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形式，损害赔偿以实际发生的损害事实为前提，且不能约定计算方法。
第六、任范围不同。合同的损害赔偿主要是财产损失的赔偿，不包括对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而且，对于合同的赔偿来说，法律常常采用可预见性标准来限制赔偿的范围。但对于侵权责任来说，损害赔偿范围不仅包括财产损失还包括人身和精神损失的赔偿，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包括间接损失。
第七、讼管辖不同。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合同引起的诉讼既可以由被告住所地法院也可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管辖法院（但不得与法律规定冲突），而在侵权之诉中则不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二、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在实际中大量的客观存在着，如何解决责任竞合的问题是各国学者争论的热点。从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判例来看，基本上对责任竞合采取三种不同的法律处理方式。下面，具体介绍之：
第一、禁止竞合制度，以法国为代表。法国民法认为，只有在没有合同关系存在时，才产生侵权责任，在违约场合只能寻求合同补救的方法。法国最高法院一再宣称，侵权行为法规定不适用与合同履行中的过错行为。实际上，法国民法采取禁止竞合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对侵权行为的规定比较笼统和概括，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请求权，则许多违约行为均可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禁止竞合制度虽然有助于保证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体系完整，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责任竞合现象。因为竞合是客观存在的，是法律无法消除的。并且这种做法加大了此类案件的复杂程度，并必然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是不符合立法宗旨的。例如，对于医疗事故，依据法国法只能提起合同之诉。但如果受害人体内的伤害在三年以后才发现，则因时效届满而无法诉请求偿。而如果因人身伤害造成死亡则无法提起诉讼，因此，法国最高法院要求在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家属必须以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这一制度又与禁止竞合制度本身相矛盾。
第二、有限制的选择竞合制度，以英国为代表。根据英国法规定，如果原告属于双重违法行为的受害人，那么，他既可以获得侵权之诉的附属利益，也可以获得合同之诉的附属利益。1844年的布朗诉案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凡是在当事人之间订有合同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方的雇员在合同履行中造成侵权损害，则原告既可以诉请侵权赔偿也可以诉请违约赔偿。
但英国法认为，解决责任竞合制度只是诉讼制度，它主要涉及诉讼形式的选择权，而不涉及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问题。此外，英国法还对上述选择权之诉原则规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英国法的有限制的选择诉讼制度，是对什么情况下构成违约的先回答，如当事人的疏忽行为和非暴露行为在造成经济损失时，不构成侵权行为。限制竞合制度有利于防止责任竞合现象的过于泛滥，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允许竞合制度，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德国帝国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指出：判例法确认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要以并存的观点 ……不侵犯他人人身的法定义务无人不负，无处不在，并不取决于受害人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合同当事人和陌生的受害人一样受到民法典第823条的保护。也就是说受害人可以基于一种违法行为而产生两个请求权，他既可以提起合同之诉又可以提起侵权之诉。
允许竞合制度虽然避免了禁止竞合和限制竞合的某些不足，但由于大多数采用此制度的国家规定，受害人能且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请求权。这种二选一的方法并不一定能有效的保护其权益。如王利明教授在《违约责任论》中所举一例：甲交付的电视机有严重瑕疵,乙购买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乙身体受伤。乙花费医疗费一万元，并且遭受精神损失；因电视机本身的价值是1万元，所以又有1万元的财产损失。这样乙的损失就有两种：一种是电视机本身的损失，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只能根据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另一种是人身伤害，属于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应该依据侵权责任要求赔偿。因此，如果乙基于违约责任要求甲赔偿损失，只能就电视机的损失主张赔偿，原则上，不能就身体受到的伤害和精神损害主张赔偿。而如果基于侵权责任主张赔偿，只能就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主张赔偿，但不能对电视机的损失主张赔偿。因此，这种二选一的作法，并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这不足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责任竞合的现行法规定及完善
责任竞合的法律处理归结于如何适用法律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一种责任还是两种责任，是自由选择其中一种责任还是有限制的选择一种责任，亦或有更有效更公平的办法。对此问题的解决，应从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以及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综合考虑。也就是说在适用法律时应均衡当事人的利益，考虑立法的宗旨。
在新《合同法》颁布以前,我国司法实际中主要采用禁止竞合的作法，如对侵权性的违约行为和违约性的侵权行为,一般按违约行为处理；而对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和产品责任案件都按侵权责任处理。这种作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是明显的。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责任竞合问题予以明确承认，并允许当事人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应以存在其他诉因为由拒绝受理。
我国新《合同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制度。《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害方有权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分析，这一条款主要确立了以下三项规则：
第一，确认了责任竞合的构成要件。即必须是一种违约行为同时侵犯了非违约方的人身权和其他财产权益时，才构成责任竞合。
第二，允许受害人就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中的一种作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发生责任竞合时，要由受害人做出选择而不是有司法审判人员为受害人选择某种责任方式。在通常情况下，受害人能够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责任方式。允许受害人选择，这正是市场经济要求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的固有内容。
第三，受害人只能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中选择一种责任形式提出请求，而不能同时基于两种责任提出请求，法院也只能满足受害人的一种请求。
由此可见，我国有关责任竞合的立法采用了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制度。这一制度的确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识，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均衡和法律法规的协调运用，在绝大多少情况下受害人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责任形式，从而使其损失得到最充分的补偿。但这一规定仍有待完善之处，即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只能提出一种请求权，并不能使其全部损失得到补偿。正如上文所引用的案例，无论乙选择那种责任形式，原则上只能得到部分的赔偿。
那么应该怎样进一步完善责任竞合呢？笔者认为在适用法律时应着重考虑以下规则：
第一，有利于请求权人的原则。原则上应允许请求权人就所有有利于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具体规范主张适用，非有法定或约定的特别理由不得加以限制。此项原则不仅有利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而且符合民法的基本宗旨。
第二，考虑特定的立法目的。如果法律基于某种特别考虑，对行为人行使侵权的条件、归责原则、侵权范围或诉讼时效等，作出特别的限制性规定时，该规定对发生竞合的另一项责任规范亦应适用。
第三，尊重当事人免责约定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合法有效的免责条款，则该条款对侵权责任亦应适用，否则，有违合同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但对于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而犯人身权的责任，一般不得事先免除，否则有违公序良俗。
第四，全面权衡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公平原则。责任竞合法律之适用，非纯为概念逻辑之推演，实系价值评断及当事人之间利益之衡量。③如果发生显示公平的法律后果，则应权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依据公平原则对造成不公平的有关规定排除适用。
对此，王利明教授曾给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采取惩罚性赔偿方式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为这种方法具有很浓的行政法色彩且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故笔者不敢苟同。另一种是允许受害人就两种责任中的一种提起诉讼，但可以在某种责任作出赔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赔偿数额。④此方法有一定道理，但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进行适当增加赔偿数额并没有法律的直接规定。但是基于一种责任而作出救济时得不到完全的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在此，不妨适用民法也即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来解决此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全部赔偿的原则，若以一种责任作出赔偿而不全面时，由于赔偿目的并未达到，故另一种责任并不当然消失，直至得到全部赔偿。也即，并不是说对同一违约行为而引起的各种权利的损害受害人只能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选择一种，实质上，受害人可以同时运用追究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请求权。⑤
其次，怎样才能把握好适当增加数额的尺度。笔者认为赔偿总额应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和减去二者重合部分的责任。在此，我们假设甲对乙的同一违法行为既是侵权行为又是违约行为，则用A表示甲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用B表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用C表示A和B重合部分的责任。因此，赔偿总额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则为A+B-C。而根据C的大小，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C为既为A的一部分又为B的一部分，即A中的某些具体责任B中没有且B中的某些具体责任A中也没有。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责任交叉竞合。其最大赔偿范围为A+(B-C)或B+(A-C)。加号之前表示当事人就一种责任所提起的诉讼及其赔偿范围，加号后表示附加的赔偿范围。
试论受贿罪主体

作者：丁敏
单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为七个部分，除了引言外，主体内容有六个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有关规定，接着对我国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作了多角度分析，重点阐述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至于在那些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四种，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再次，对“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般情况下，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也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不能独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

一、引言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它发源于统治阶级内部，又对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古今中外，掌握政权的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和抑制。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贪污贿赂犯罪仍显不断蔓延扩展的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为此，本人拟就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而通常被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的受贿犯罪也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不仅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也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各方面都影响着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乃至影响到社会稳定。有鉴于此， 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1979年刑法第185条以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比较，它将受贿罪的主体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1997年修订的现行刑法典将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现行刑法典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其他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与前引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相比较，主要的变化是受贿罪的主体又重新恢复到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的主体范围，即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对于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行为则单独规定了罪状以及法定刑，即第163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二、国外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规定
考察外国的立法例，关于受贿罪的主体大体有以下几种规定方式：（1）一般主体。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规定，无论是否公务员，只要对于具有社会意义 的事件作出决定或因执行这种决定，而收受贿赂或同意收受贿赂的，均构成受贿罪；但如果是公职人员受贿，应当加重一定的刑罚处罚。（2）公职人员。阿尔巴尼亚、蒙古、保加利亚、朝鲜等国家的刑法都规定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由公职人员构成，但公职人员的具体范围各国的规定并不相同。（3）特别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典除了规定了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务员之外，还设专款规定了特别公务员（如法官、仲裁人等）的受贿罪。如保加利亚刑法规定了审判员、陪审员、检察员、侦查员的受贿罪；德国刑法典也规定了法官和仲裁人的受贿罪。（4）准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人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了将要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关于自己将要担任的职务的事情，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构成受贿罪；韩国刑法规定，将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之人，接受请托而收受，要求或约定与该职务有关之贿赂，成立受贿罪。（5）曾为公务员。有的国家刑法把已经离任的公务员规定为受贿罪的主体。如日本刑法规定，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职时接受请托，离职后收受贿赂的，构成受贿罪。①

三、我国“国家机关”的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现行刑法典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由此出发，国家机关范围的界定就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国家机关界定的不同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系统的各级机构 。②其二，认为国家机关除了上述范围以外，还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以及政协的各级机关。③其三，主张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 （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电力总公司等）。该观点认为那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并不适用企业的经营机制，而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从事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因而其本质上仍是国家机关 。④
本人认为，界定“国家机关”的范围，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但同时又不能拘泥于条文本身，而应当结合实际，因为法律本身的规定亦可能存在矛盾。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里，武装力量、政党、国家机关是并列的，不存在包容关系；但是宪法第3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又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显然，这与宪法第5条第3款的表述是矛盾的。由此观之，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机关包括了军队机关，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要认定“国家机关”范围，必须回到现行刑法第93条的规定来，并从总体上理解其准备含义。该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中共提到三类组织，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这种分类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政协组织是包含于国家机关之中的。因为对政党和参政议政党，作为基本法的刑法不可能不作出规定，从第93条看，它们不能属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只能属于国家机关。从刑法分则的规定看，国家机关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政协组织。分则中第九章是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第八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贪污贿赂罪，两相比较也可以发现这一结论。譬如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执政党各级机关完全应成为行贿罪的对象，故而从立法的严谨性来说，共产党和政协理应包含在国家机关之中；在纯粹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中，若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会遗漏在这些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亦会使法网有失严密。再比如，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406条）的主体分别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从保护公有财产的角度并结合刑法第93条对组织的分类看，立法者也是将共产党和政协机关划归国家机关的。另外，从我国宪法的纲领性规定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人民政协是参政、议政机关，这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必须体现这一点，若仅仅拘泥于某个法条的规定，断定国家机关不包括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协，则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至于目前在我国存在的名为总公司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本人认为不应视其为国家机关，它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渡性机构，其改革的方向是经济管理机构，与国家机关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我们在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的这些情况的考虑要慎之又慎，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否则会坏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大事”。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1997年刑法典第93条所称的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人民政协的各级机关。至于在那些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不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四、对我国刑法中“公务”的理解
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看，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刑法上“从事公务”的含义，乃是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核心问题。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公务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也包括集体性质的公务。刑法第93条所说的“公务”是指什么？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⑤ 。其二，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⑥其三，认为“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⑦其四，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行为”。⑧本人认为，“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利益进行的管理各种事务的活动。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对各种事务进行管理。这里的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社会事务，也可以是集体事务，甚至是个人事务（如离婚诉讼），但是一旦被纳入国家管理活动的范围即变为国家事务（国家事务的含义一般是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进行介入、管理的事务）的内容。二是国家利益性，即这种活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它体现的不是某个个人、集体、团体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并且刑法本身保护的也是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其应有之意。换句话说，“公务”的本质就是国家利益代表性和管理性，它所管理的对象是各种事务。
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性看，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在人员的身份上并无限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亦应按照该标准合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避免仅以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打破“身份论”是改革的趋势，也是司法实践的要求。特别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已完全打破了员工身份上的限制，实行竞争上岗，昨天还是管理者，今天可能已是普通员工。因此，无论从刑法的精神还是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以身份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已不合时宜与法理。只有紧紧抓住“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才能准确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五、现行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本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四种：第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第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前面对国家机关的界定，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以及专门法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专门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的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国家办、集体办、民办及合办等形式；性质上也有营利性、公益性之分；由国家兴办的事业单位，其经费形式也出现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不同形式。显然，国家投资兴办、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目前还没有含国有成分的合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我国是指，“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国家编委统一制定编制，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团体，一般指以下几种：工会、共青团、科学技术协会、妇联、华侨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合会。”在这类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1989年10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社会团体与上述人民团体在经费来源，编制、职能方面不同，该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委派的除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三）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代表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身份如何，只要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即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三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条规定更加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公务性”，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手工业者等的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公安机关的联防队员等。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