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
赵志琴

内容摘要：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参加者，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为其进行法律规避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向传统法律规避问题提出挑战，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给来新的特点。目前，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规定表现在其他具体制度中。各国及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规制仍需逐步完善。
关键词：跨国公司 法律规避 关联性

一、跨国公司及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

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参加者。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中的定义，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因而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的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是由分布在各国的诸多实体组成的企业，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特别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母公司或公司内的某些实体，能对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内部各实体间在法律上往往是相互独立的实体，而在经济上又是在母公司控制下所形成的一个整体。
跨国公司这种独特的关联性，导致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关系中，具很大灵活性和主动性。它对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的挑战，也引起了各有关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关注。跨国公司将法律灵活地运用于公司运作，“结果，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它们的扩张，它们就威胁要离开。它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动力、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再也没有必要用国籍来确认它们，也无须为限制它们的行为而投入感情，它们已无法无天。” 如：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规避国内税法，即在同等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的定价与它们针对外部实体的定价不相同。跨国公司利用母公司对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的控制或关联来协调内部利益分配，从而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跨国公司还可借助空壳子公司或虚设实体来巧妙安排各种收入和费用。跨国公司还可针对内部成员享有的各种税收优惠，有意识地预先安排内部各成员交易的收入，使内部收入尽力集中到享受免税、减税或抵税的成员公司身上去。跨国公司内部成员可通过虚构交易，规避税负 。跨国公司一系列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已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其对传统法律规避问题也提出了挑战。

二、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新特点

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 。传统国际私法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关注的是当事人人为地制造或改变诸如国籍、住所、行为地等连结点来达到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的效果，但未曾考虑到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实的法律纠纷往往产生于利益相互对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这种利益对抗关系，注定了他们在法律选择上很难有效合作；相反，如果一方当事人为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到适用，而通过故意制造连结因素来达到该目的，则很容易导致相关主体诉诸司法途径来制止这种作法。然而，具有同向利益的法律关系主体如跨国公司内部的各关联的实体，这些主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可能通过法律选择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使它们的内部共同利益最大化。而使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以下新的特点：
其一，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机制，为其规避法律创造便利，增大了法律规避发生的频率。因为跨国公司在构筑其内部的关联机制时，就已经考虑到国际关联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的核心公司，充分利用其统一决策的能力及对各种受控制公司的控制关系，可以自如地使两个内部成员之间从事法律规避行为。尽管这种规避行为有时会对其中一方产生不利，甚至以牺牲其重大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成员公司所处的受控制地位，它不得不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目标。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熟悉”，尤其是整体利益目标和统一决策的制约，使得跨国公司内部的法律规避远比普通的利益对立的民商事主体之间更为频繁。
其二，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性增强了法律规避的隐蔽性。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在统一的决策机制或双方协商下进行，双方可以从方方面面为法律的规避准备许多过渡性事项，以减少规避的显然性。在这种“双方规避”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受跨国公司整体制约机制的约束，当事人很少甚至不可能向法院起诉，指挥对方规避了相关法律。而传统法律规避则与此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相关对方可能主动要求法院判决规避行为及其效果无效。如国际私法中著名的法律规避案例“鲍富莱蒙”案，鲍富莱蒙向法国法院申请宣告其妻加入德国国籍及离婚、再婚均无效。根据民事审判“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若无当事人控诉，法院不能主动开始程序。因此，如果跨国公司内部的实体之间规避的仅是民商事法律，则很难得到法律上的制约；除非这种规避给当地的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的损害，否则难以被发现。
其三，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的关联性使法律规避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利用传统的连结点——国籍、住所、营业地等的设置和变更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而且可以通过转移定价、转让公司机会、资产混同、基金或其他财产的再返还、资产耗尽、集团的金融资助、子公司无利润经营、空壳子公司等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 。
其四、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对象与传统法律规避的对象有很大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被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当事人不愿适用的法，当事人通过规避行为使被规避的法律不再适用，而适用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但在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上，表现则有不同。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企业的关联运作，使本应适用的法律得到地适用，但其预计效果则被彻底改变。这已不是传统的法律规避所能及的，这些设计具有一定的隐含性，但是其欺诈的动机则极为明显，其行为的结果也必须导致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三、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约束及处理

跨国公司背景下法律规避问题呈现诸多的复杂性，需要各国政府及理论界深入研究，协力合作，以期能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维护正常的国际经贸交往环境，减少跨国公司利用表面合法行为损害第三人或者社会公众的利益。
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各国及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规范。

（一）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跨国联属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共同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在交易定价和引用分摊上，可能出于联属企业集团利益或经营目标的需要，不是根据独立竞争的市场原则和正常交易价格来确定有关交易价格和费用标准，而是人为地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或费用标准，从而使联属企业某一实体的利润转移到另一个企业的账上，这种现象称为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行为 。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操作手段，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占领市场，击败竞争对手；可以逃避税收，减少全球总税负，达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减少关税和绕过配额限制；可以随时调度资金；可以打击、排斥或淘汰竞争者，增加外国子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减少或避免物价变动、汇率变动及政治风险；可以避免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价格控制，以及避免子公司利润过高带来的麻烦等等 。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按照这一原则，关联企业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营业往来，都应按照公平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 。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二）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避税，指纳税人利用税法规定的缺漏或不足，通过某种公开的或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来减轻或规避其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间税收的差异为避税提供了可能。主要有：（1）税收管辖权的差别。有国籍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前者仅对本国属地的全部所得征税，后者不仅对本国属地内的全部所得征税，而且对本国籍人在国外的所得也征税。（2）税率差别。各国税率类型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为国际避税者创造出选择最有利税负的机会。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有：（1）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选择注册成立地或改变总机构所在地和决策控制中心地的方式，规避高税率国的国籍税收管理辖权或居民税收管辖权。（2）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和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进行国际避税。（3）跨国企业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即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跨国公司，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子公司（通称为“导管公司”），从而间接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美国税法针对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已有具体的措施，如事前确认制和国内税法第482条的规定。事前确认制是美国税务局与纳税义务人对转移价格计算事先进行协议，由纳税义务人提供有关资料设定一个确定价格，并为国内税务所接受，作为其查核的常规交易标准。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规定，两个以上的组织，其营业或业务为同一主体所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所有时，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人（税务局）为防止其避税或反映其正确所得，可就各该团体之间的收入或费用加以调整 。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
以上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措施都是针对单个问题具体处理。笔者认为可以从国际私法的法律规避理论角度对跨国公司的规避行为进行效力认定。对规避行为效力的不同态度会直接导致各国对跨国公司规避行为的不同管制。如果持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的态度，在跨国公司范畴里，即是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则将纵容跨国公司肆意挑选注册成立地、任意改变决策中心地，以达到对已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目的。如果仅否定规避内国法的效力，则一国对跨国公司的管制将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基于跨国公司是事实上的跨越数国的经济实体，片面考虑本国的利益难以对跨国公司整体做出有效管制，其结果也将损害本国的利益。如果持所有规避法律的行为皆为无效的态度，则理论上可有效管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行为。但现行各国及国际立法并未臻至完善，事实上可能出现阻碍跨国公司发展的不合理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多数学者对待法律规避问题的态度，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的效力也可作如下处理：首先，跨国公司规避本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其次，对规避外国法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跨国公司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其规避行为将损害该外国或第三人的利益，则应该认为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如双重征税，不实行税收饶让，则应认定该规避行为有效。

参考文献: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参见[美]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中译文），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参见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参见陈毓圭、李洪辉编著：《跨国公司财务运作》，地震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0页。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沈波、胡廷峰编著：《企业跨国经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参见廖丽娟：《论公司交易与租税工具之运用——从税务人角度看“关系企业”之“企业关系”》，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政府


印发《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阳府[2009]3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业经市政府五届二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九年五月十四日





阳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决策质量，保证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行政事项的决策、执行、监督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行政决策属于规范性文件范畴的，适用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有关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决策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决策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科学、民主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决策分为一般行政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一般行政决策实行主管领导个人决定的决策方式；重大行政决策实行集体决定的决策方式。

　　第五条 下列事项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一）重要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的确定或调整；

　　（二）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三）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重大事项；

　　（四）重大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和科教文卫等社会、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

　　（五）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六）国有资产处置的重大事项；

　　（七）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

　　（八）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九）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大事项。

　　市政府可以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进一步确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

　　第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集思广益，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

　　（一）决策提出。市政府办公室根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对上级机关工作要求、职能部门工作意见、下级机关工作建议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有价值的决策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析和研究，提出拟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经市政府主要领导核准后确定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市政府分管领导可直接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拟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可直接提出并确定决策事项和决策承办单位。

决策承办单位应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由市政府办公室或市政府职能部门（含直属单位）担任。

　　（二）调查研究。决策事项确定后，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内容包括决策事项的现状、必要性、可行性、利弊分析以及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等，并拟订出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备选方案。

市政府领导可以亲自参加调研工作，掌握调研的第一手资料。

　　（三）咨询论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规定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形成决策专家咨询论证意见。

　　（四）征求意见。决策备选方案拟订后，应征求政府组成人员的意见，并按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征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意见；涉及下级政府事权的重大事项，应征求下级政府的意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必要时，应征求党委领导及党委有关工作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意见。

　　征求意见的具体范围、形式由决策承办单位报政府办公室确定，必要时报政府分管领导确定。征求意见的形式主要为书面征求意见，也可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协调会，或通过报纸、政府网站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应当附决策备选方案及其理据说明，列明提交意见的途径、方式和时限。征求意见的时限不少于10天，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己明确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复。征求意见后，决策承办单位应收集整理，吸收合理意见，及时调整完善决策备选方案。对未予采纳的意见，应当说明理由。

　　（五）举行听证。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举行听证。

　　（六）法律审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后决策前，必须按照《阳江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交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七）试点试行。对涉及面较广、试验性较强的决策，应先行试点，以检验决策的可行性，取得经验后再作出推广实施的决策。对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应先作出试行的决策，经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后，再正式决策实施。

　　（八）作出决策。市政府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需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集体研究作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实行集体议事，并以行政首长决定的形式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重大事项，须有半数以上应出席人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该项工作的领导必须到会。如分管领导因故无法到会，除特别紧急事项须立即进行决策外，应留待下次会议决定。特别重大的行政决策，须经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政府讨论决策备选方案，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通过、原则通过、不予通过、修改、搁置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会议主持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说明理由。政府讨论决策备选方案，应当记录会议讨论情况及决定，对不同意见应当特别载明。

　　重大行政决策需向党委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报告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经党委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审定后，由政府发布并组织实施。依法应由人大审议决定的，还应当提出议案，报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后组织实施。

　　（九）决策公开。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尤其是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公众有权查阅。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按照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公开。

　　上述（一）、（二）、（四）、（六）、（八）、（九）项为必经程序，（三）（五）（七）项根据决策事项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七条 市政府办公室在办文过程中要甄别决策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严把决策程序关，确保重大行政决策遵从第六条规定的决策程序。

　　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的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包括如下材料：

　　（一）决策备选方案及其说明；

　　（二）调研报告，征求意见的综合材料及采纳情况说明；

　　（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依据；

　　（四）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的和举行听证的，还应当报送专家咨询论证材料和听证材料；

　　（五）决策事项的其他材料；

　　（六）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坚持做到“五不决策”，即没有调查研究不决策，没有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不决策，没有听取意见不决策，没有政府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不决策，没有政府集体讨论不决策。

　　第八条 加强决策的执行监督，保证政府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一）建立责任体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政府办公室督查部门要进行分解、细化、量化，提出明确要求，将责任落实到政府分管领导、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明确工作标准、进度和完成时限。

　　（二）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报告制度。执行部门要定期向决策机关报告工作情况。半年和年终政府相关部门应向政府分别写出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专题报告。阶段性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应根据工作安排和完成情况及时报告。要建立经常性的社会通报制度，凡经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作出的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其阶段性工作成果和整顿工作完成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布。

　　（三）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市政府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和完善决策。

　　决策执行责任人要建立自查自纠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决策目标的实施。政府督查部门要加强对决策目标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其工作完成情况及时进行通报。对督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按决策目标管理权限，及时向本级政府汇报，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发出限期整改督办责任书，督促执行责任人抓好落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有不适当的，可以向市政府提出。市政府应当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决定。

　　（四）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主动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结合日常督查和年终考核，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五）要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对应当听证而未听证的、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未经集体讨论做出决策的，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公务员给予处分；对依法应当做出决策而不做出决策，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做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

　　第九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含直属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制定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并报市政府备案，也可以参照本规定进行行政决策。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