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幸祥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 融入方式 法律位阶 直接效力 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 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回答WTO协议采取何种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前，需先考察一下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此，学者们是从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为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寻找佐证的。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的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等已表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通常采取的是并入的方式。2对于WTO协议来说，在其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上，没有必要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相左，即我国应将WTO协议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首先，WTO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将其一一转化为国内法，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没有一个WTO成员方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其次，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国内法律作了不少修改与完善，3再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实属不必。最后，并入只是在立法层面对WTO协议国内效力的承认，即WTO协议通过并入的方式取得我国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
在确立了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要注意区分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区别。并入只是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若法院要直接适用WTO协议，则WTO协议还必须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由于WTO协议一般地不为个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因此其通常不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况且，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一国的主权事项，只要我国不赋予其直接效力，法院便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诚然，如果WTO协议不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则法院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但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能反过来推断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是因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而是因为其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不能因为WTO协议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导致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而推断出WTO协议不能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对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做出这种严格区别是必要的。因为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国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定行政措施时，要自觉地遵守WTO协议，如同其遵守国内宪法、法律一样。
此外，还必须区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条约的融入方式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以何种方式（转化或并入）将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条约项下的义务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根据该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学者认为，我国不负有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的义务，理由是无论是依据国际条约法的一般规则，还是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仅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据此，其认为我国不应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4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因为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并非条约项下的义务，它只是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否定并入这种融入方式。

二、 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讨论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是以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如果WTO协议并未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即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位阶问题的。因为只有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讨论位阶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采取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WTO协议的位阶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重大疏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WTO协议的位阶问题的探讨。通常对条约的位阶问题是通过对条约的缔结、批准程序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相类比而得出结论的。一般认为，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而国务院缔结的、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同等。5从我国加入、批准WTO协议的程序来看，WTO协议应当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从我国加入WTO的长远影响来看，WTO协议在现实意义上也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由于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因此，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
在确定了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后，必然会面临如下问题：当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律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抵触”只能发生在同等级的法律之间。6也就是说，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与在位阶上与法律同等的WTO协议不相一致时，由于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这里的“不相一致”并不属于此处所讲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只是由于行政法规等的位阶低于WTO协议，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前者才必须被修改或废除。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所承担的WTO协议项下的义务。明确这一点后，回答居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与WTO协议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才有意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8由此可以认为，在WTO协议与同其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相抵触时，WTO协议具有优先效力。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实践表明，被WTO各成员无保留地承认，即通过签署“一揽子协议”和加入WTO予以明示承认的WTO协议，具有优先于成员域内法的效力。9

三、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是指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中援引WTO协议主张其权利。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通过对欧共体就这一问题的做法的研究，或许对我国会有所启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保证既不违反WTO协议项下的义务，又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
从总体上看，欧共体是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的。这从欧共体法院在涉及GATT/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有关判例中不难发现。例如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共体法院经过对GATT1947的精神、结构和措词的考察，及对保障措施、协商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三个条款的集中讨论，以GATT1947存在“结构性弱点”为由，否认GATT1947在欧共体的直接效力。10WTO协议与GATT1947相比，有了很大的完善，尤其是建立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尽管与GATT1947相比，WTO协议有了很大变化，但WTO仍以谈判功能为特征。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2条规定，当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时，当事方可以选择达成补偿协议。因此，不能以欧共体内部法律与WTO协议不符为由主张前者无效。否则，将剥夺WTO成员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依据DSU第22条的规定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分歧的权利。同时，欧共体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也否定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欧共体基于“互惠”原则应采取同样立场。11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欧共体法院承认GATT/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例如在1989年Fediol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明确提及（refers expressly）GATT的具体条款，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在1991年Nakajima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旨在实施（intended to implement）GATT框架内的特定义务，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这两个例外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都得到了确认。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Nakajima案中形成的原则会使欧共体法院根据欧共体在WTO法下所承担的义务来审查欧共体法的合法性变得非常困难。13
欧共体法院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几乎均是涉及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履行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从而损害欧共体某一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的情况。在例外的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中，则是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行使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从而损害欧共体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14欧共体在对待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15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欧共体法院的这种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如果一概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但如果一概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又会不利于欧共体本身的利益。如何在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欧共体没有履行GATT/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若要求欧共体履行其义务（比如撤销某项法令），一方面会对整个欧共体法律体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欧共体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现实的做法是拒绝该种情况下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在欧共体没有行使GATT/WTO协议项下权利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既能维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又能促使欧共体本身积极行使其权利，维护欧共体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该种情况下，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欧共体的做法相类似，我国应一般地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与欧共体不同的是，我国不应将例外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情况规定为：法律、法规明确提及WTO协议具体条款或者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因为是否明确提及WTO 协议具体条款对国内法律、法规来讲，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况且达到何种程度算明确提及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主观性太大。至于是否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则更难以界定，况且并非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的法律、法规更有可能违反WTO协议，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欠缺合理性。笔者认为，以我国政府未履行WTO协议中的义务或未行使WTO协议中的权利为分类标准，决定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可能比较合适。即若个人以国内某项法律、法规与WTO协议不符，我国未履行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诉至法院，则法院应拒绝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即如果我国政府未行使WTO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从而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该个人援引WTO协议，要求法院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则法院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支持该个人的权利主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且由于政府的该项不作为，会使我国本来基于WTO协议应当享受到的利益未享受到或未能充分享受，从而造成我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承认WTO协议在该特殊情况下的直接效力，一则可使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二则可以避免政府殆于行使权利。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实属必要。

四、 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即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裁决（包括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主张其权利，是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的必然延伸。我国在整体上不应当承认WTO协议在我国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直接效力。在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特殊情况下，个人通过援引WTO协议使其受损利益得到弥补，且通常是因为政府不履行WTO协议项下的权利所致，一般不会引起WTO成员方间的争端，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但在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DSB已作出裁决，裁定我国的某项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违反WTO协议。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的该项裁决，主张其权利呢？这就涉及到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虽然迄今为止，DSB还未作出以我国为当事方的裁决，个人援引DSB裁决在法院起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当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从欧共体的实践来看，它一般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也即个人不能以DSB裁决为依据在法院主张其权利。如在Chemnitz一案中，欧洲初审法院回避了WTO上诉机构报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个人要援引WTO上诉机构报告，必须证明该报告对欧共体施加了无条件的、足够清楚和精确的义务。16又如在Atlanta一案当中，欧共体法院法律顾问Mischo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律意见中，指出欧共体个人不能援用WTO上诉机构报告来主张权利。他认为，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时，上诉机构的裁决并没有向其立法被发现违反WTO法的成员方施加任何立即修改其立法的义务。根据DSU第21条第3款，WTO成员有“合理期间”来执行上诉机构裁定并使其立法与WTO法相符。而且，DSU第22条给予了WTO成员在合理期间届满后仍维持适用其国内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争端当事方就合适的补偿已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个人不能依据上诉机构报告主张赔偿的权利。17
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直接效力的实践，对我国应该有所启示。DSB裁决作为适用WTO协议的产物，其是否有直接效力归根到底还在于WTO协议是否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看似与我国实施WTO协议不属同一主题，但本质上，它仍属于实施WTO协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Mischo在Atlanta一案中所指出的，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理，DSB裁决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于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由于WTO协议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通常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在例外的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况下（仅限于我国政府不行使WTO协议项下的权利，从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由于我国并未违反WTO协议，一般不会引起争端解决程序，反而不会产生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DSB裁决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欧共体所强调的“互惠”的角度出发，欧共体都应给予DSB裁决以“直接效力”的地位。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诚然，若WTO的成员方都赋予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直接效力，是有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但是，回到现实的层面，各国出于对其主权的维护，一般都不承认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被简单地扣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即使从履行WTO协议义务的角度出发，按照Mischo在其法律意见中的观点，基于DSU第21条第3款及第22条的规定，也不应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至于从所谓的“互惠”的角度出发，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WTO成员方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得出的结论应是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而非承认其直接效力。总之，否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对欧共体来讲是现实的、合理的，对我国来讲也是如此。



1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张乃根：《论WTO法与域内法的关系：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载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
2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9—13页；饶戈平：《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适用问题》，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188—191页。
3 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并非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当时WTO协议并非是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4 参见车丕照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01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关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三个问题》。
5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7页。
6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的研究》，《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第12页。
7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8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周洪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5页。
9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
10 Case 21-24/72, 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1972] ECR,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443;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601-602.
11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7-450; Axel Desmedt, “ECJ Restricts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1, pp.191-192.
12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13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14 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4页。
15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Naboth van den Broek,“Legal Persuas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urt's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4(2001), No.2, pp.411-440.
16 Case T-254/97, Eruchthandelsgesellschaft mbH Chemnitz v. Commission.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2001]4号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保护和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西部开发建设活动中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的原则。同时，应针对西部地区地域自然条件差异明显，生态系统脆弱，珍稀濒危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分布比较集中的特点，结合建设项目的行业特点，进行分区分类指导，明确保护重点和具体措施。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特点，要坚决贯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并举的方针，强化开发建设活动的环境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工作。

　　二、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严格执行国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目录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当地环境承载能力，防止重污染企业及技术、工艺、设备向西部转移。

　　三、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和布局应与所在区域、流域的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相协调，避免对当地敏感环境目标造成影响，导致当地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或生态系统功能急剧退化。对于跨区域、跨流域，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项目，不得化整为零或化大为小，也不得以周期短、时间紧或特殊性为由，降低环境保护的审批要求或环境影响评价级别；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其选址、规模、地点、运营方式及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时，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应按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四、公路、铁路、管道运输、水利、水电、城市基础设施及矿产资源开发等施工期长、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的建设项目，应推行施工期环境监理试点。严格限制在交通干线、居民区的可视范围内开山取石，避免破坏自然景观。

　　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竣工验收管理。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在竣工验收或营运中发现有重要环境问题或具有长期累积性、潜在性环境影响的生态建设项目，或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要求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项目，应在项目建成营运后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工作。

　　六、结合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等跨区域、跨流域大型建设项目的实施，开展区域、流域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结合西部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工作，对主要环境问题、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做出评价，提出综合决策建议。

　　七、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中，应加强自然保护区、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重要渔业水域、湖泊湿地区、荒漠绿洲区等区域生态功能的保护，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建设项目；加强水资源、土地资源、林草资源、野生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监督管理。对确实无法避免的影响，应提出和落实补偿性措施，占用生态用地的，实行“占一补一”的制度，确保恢复面积不少于占用面积。

　　八、严禁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进行旅游开发。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的旅游开发，应注重评价游客数量增加、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线路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倡“区内旅游区外住”，合理设计旅游路线，确保旅游设施建设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维持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本色和生态功能。

　　九、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沙治沙、草原建设等重大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必须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评价中应注重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外来物种入侵防范、水土保持、防止土地盐渍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的评价分析。加强农村畜禽养殖场建设环境影响评价，严防农村非工业点源污染。

　　十、在青藏高原区的“江河源”等生态功能区应禁止任何导致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的开发建设活动；牧业开发应避免盲目引种和超载过牧，确保生物安全，防止草场退化；禁止盲目垦荒，防止土地退化；严格控制新建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矿业开发项目；水利水电及交通项目的选址和选线应注意对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生态脆弱地带、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

　　十一、在干旱、半干旱区严格控制开荒及增加引水量的农业开发项目，停止新上高耗水项目；在水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停止新的加重水平衡失调的蓄水、引水和灌溉工程。发展节水灌溉及高效农业项目；引水、农田灌溉等水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应重视流域水资源平衡，坚持“以水定规模”的原则，保护流域水质和保证生态用水，防止土地盐渍化；在矿业开发、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采、交通及管道运输等项目的建设中，应保护地下水源，减小开挖面积，边施工边恢复；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采用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水土流失。

　　十二、在西南山地地区的梯级电站开发中，应进行流域环境影响评价，注重珍稀动、植物保护，避开水生生物洄游、产卵场所及珍稀动、植物分布密集区域，严格控制阻断生物洄游通道的项目，必须建设的项目如阻断天然洄游通道时，应设置人工洄游通道或建设人工繁殖放养场所；影响到国家保护动、植物物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应提出受影响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制定保护、防范和补救措施；交通、矿业开发及管道运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应重视环境风险分析评价，预防项目建设和运营诱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2001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