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的博弈
　　　　　　　　　　　　——由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引言：药品涉及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药品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在国家立法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上有所体现。涉及到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等，由此涉及的主管部门也很多，“双重”甚至“多重”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常常造成“冲突不断、乱象横生”的局面。在2011年9月5日至8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商标节期间，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专门增设“实施商标战略助推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对药品涉及到的商标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则在该论坛中，分别被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讲老师作为经典案例引入议题。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因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本文旨在通过“银黄”这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为基础，对药品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可能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思考。

案情概况
2000年3月23日，山东鲁南制药厂以中文文字“银黄”为标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1年6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于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注册号为1580496。2006年，该商标转让至山东鲁南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5日以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关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地奥集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争议商标已经成为指定商品的通用名称，丧失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故维持了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的注册。
地奥公司不服，将本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银黄”系指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但“银黄”名称的含义并不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故“银黄口服液”属于药品通用名称，但“银黄”并非药品通用名称。但在争议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仅就《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通用名称”相关主张给予裁定，漏审了地奥公司关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
地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银黄”是否构成药品通用名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鲁南公司早在1987年即开始生产“银黄口服液”，但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已有大量企业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许可，“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已经成为该类药品通用名称。在中药领域，“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作为“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中的显著部分，“银黄”的含义虽不完全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但结合《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到“银黄”类药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的广泛生产，相关公众足以通过“银黄”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应当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重新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该裁定确认“银黄”为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同时，由于“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以此作商标使用在医药制剂商品上，直接表示了该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也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一般也不易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别，因此，也缺乏商标有的显著特征。故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
此后，鲁南制药集团不服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再次起诉，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维持了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被撤销的事实得到确认。

案件评析
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的时间跨度相当之大，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申请注册时的2000年3月到2011年9月北京高院针对重审裁定上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共历经十一年之久，而本案的证据收集整理，时间跨度更是从1984年跨越到2010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涉及到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的案件历来旷日持久的共有特征。同时，商标行政诉讼容易因行政裁定被撤销而发生“循环诉讼”的特点在本案中也得以体现。
本案中，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的注册，与市场上“银黄”类药品被广泛生产、使用的事实，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但“银黄”也确确实实没有被直接列入药品国家标准或是行业标准。但事实证明，这与界定“银黄”名称的法律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而公众约定俗成的认知却成为了本案最终的定案依据。
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向来关乎行业的发展秩序和公共利益，通用名称或类似文字成为商标后，引发行业内企业间的行政或司法纷争屡见不鲜；通用名称的认定专业性强、行业跨度大，而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对于通用名称的理解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分歧。这些即使是在“银黄”作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也十分有必要去回顾、思考，以期“温故而知新”。

一、药品通用名称成为商标的危害
“药品通用名称”是较为专业的一个概念。药品作为形形色色商品中的一种，“药品通用名称”定义必然离不开“商品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行的《商标审查标准》中，则认为通用名称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因此，落实到药品领域，则可以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规定的名称，是药品通用名称；同时，中国药典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应当确认为国家标准，其总则第2条规定：“按照本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此两类名称，是药品领域法定通用名称的表现形式。而相关公众普遍认为能够指代某一类特定药品的名称，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药品通用名称。
由此可以明确，药品通用名称是用以区别不同种类药品中对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及其本质特点的药品稳定且普遍的统一称谓。通用名称的作用是告诉消费者某件商品是什么，在提及这样一类名称时，一般消费者普遍会认为它指代的是某一类商品，而不会联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因此，通用名称是特定行业的公有资源。而商标则不同，商标是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显著性标识，简言之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某件具体的商品或者某项具体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在提及商标时，它会让消费者固定地联想到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因此，一旦事实上作为通用名称使用的文字被注册成为商标，就会出现行业的公共资源指向某一特定主体的状况，这对于该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是极度不公平的。如在医药行业领域广为人知的“散列通”商标案，由于该名称曾被收录入药品地方标准，从而被认为是医药行业内的通用名称，国内众多的制药企业都在广泛地使用，后来“散列通”通用名称被国家标准取消并被注册为商标，即出现大量制药企业被迫更换产品名称，业内共同打造经营多年的“散列通”成为私有资源被罗氏公司一家独占的不利情形。在本案中，“银黄”文字作为注册商标被鲁南制药集团加以独占，同样也存在使消费者在购买以“银黄”为名称的相关药品时，注意力更容易被拦截于鲁南制药集团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药品上，从而排斥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之可能借以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霸占他人的市场营销成果和研发成果。

二、药品商标应当防止被淡化为通用名称
尽管药品通用名称因其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不具备标示产品具体出处的作用，从而不能作为商标取得注册，然而也并非所有的通用名称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就成为了指代某一类商品的特定名称。例如在商标领域大家经常都会引用的经典案例——“阿司匹林”就曾今是药品商标，而如今却只是药品通用名称。这就不得不引出药品名称（或药品商品名称）这一概念。药品商品名称是不同厂家赋予自己生产的药品的特定称谓，目的是和其他厂家产品加以区别，药品商品名称具有商标的功能和属性，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制药企业所认同，事实上，为数众多的药品商标，也正是以药品商品名称注册而来。
然而，由于制药企业在商标保护意识方面的不足和自身使用时的不规范，未将具有商标属性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或是将注册商标作为药品名称来加以使用，最终导致这些独创性较强的名称或是商标被同行业大量使用，成为共有资源，最终淡化为通用名称，这对于最初创造出这些名称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可惜的。
结合本案而言，“银黄”类中成药曾多次被国家授予新药证书，同时，该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记录始于1982年，分别是：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银黄”类药品；之后，在1984年时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生产“银黄”类药品的批号；再之后，鲁南集团于1987年获得生产银黄口服液的批号。此后，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检索信息显示，分别在1990年有1家、1991年有1家、1992年有9家、1993年有18家、1994年有25家、1995年有23家、1996年有63家、1997年有3家、1998年有9家、1999年有8家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资质，已达165家。而时至今日，可以生产“银黄”类药品的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319家之多。
而在前文的介绍中提到，鲁南集团申请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是在2000年3月23日，距离“银黄”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时间已有18年，距离鲁南集团自身开始从事“银黄口服液”的生产也有长达13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如果本案的争议商标申请日是在1987年，或许就很难认定“银黄”构成通用名称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银黄”就不具有描述性或是造成功能误认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黄”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因为长期未注册、长期被大量使用而被淡化为通用名称的案例之一。
三、关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的思考
既然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对于广大制药企业和商标法律事务的从业人员来说，正确把握这种博弈的关系，在这中间寻找确立商标权利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及时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扫除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结合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笔者认为以下几个要点尤其应当重点把握：
第一，时间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这一司法解释强调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时间是认定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重要参考点。在具体实务中，需要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时，证据的组织应按该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的事实状态来组织；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商品名称的企业，越先将这一名称申请注册，就会在面临被他人以通用名称为由提出撤销申请时，处于越有利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指出：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由此也明确了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点，也十分重要。
第二，通用名称的取消问题。目前，部分制药企业的产品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直接地被列入了《药典》或是国家标准，然而事实状态却是该标准所指向的“通用名称”为某家企业所独占。在一定的时间内，企业或许还可以依靠新药名称保护或是专利权的保护维持这种独占地位，但长远地来看，这类药品终将进入行业公知领域，面临淡化的风险，这对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药的企业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国家、行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通用名称也有被取消的先例，相关权利人及时请求主管部门取消通用名称，并将之纳入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对于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强核心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在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银黄”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53号判决中，持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观点，进而认为规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应当是以“中药药材+成药剂型”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确认“银黄”为金银花、黄芩二味药材缩称的情况下，也依然认为“银黄”与“银黄口服液”等列入药典的通用名称含义不同，不构成通用名称。在此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是在更多地考虑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和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状态，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笔者认为，尽管北京一中院关于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意见，在地奥公司充分证明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及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北京高院的认可，但这也表明在认定商品通用名称，规范性和普遍性都应当予以考虑，即使二者的关系不是“应当同时满足”，也至少应理解是综合把握、综合认定的过程。
最后，是证据组织的问题。在认定通用名称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前文强调的商标申请日、核准注册日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外，证据本身还应充分、详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特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状态。同时，由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争的诉讼均以商标评审案件为基础，故还应重视评审环节的证据提交。

结语
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代表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是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性资产，也是引领市场消费方向的主要因素。这是对知名品牌作用、价值的高度概括。然而医药领域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或曾今是知名品牌的名称，却陷入了药品通用名称这一泥潭，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品牌经济发展。但只要广大医药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辨析药品通用名称，在生产经营中规范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药品商标；在企业商标管理中做到合理布局，及时确权，全面获得商标注册保护；在个案应对中勇于向药品通用名称发出挑战，在当前国家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必然能够冲出泥潭，取得品牌建设的收获。


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彭育波、杜诗仲
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文化部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指导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在改革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文化部于去年九月份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
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文艺发〔1993〕44号），对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文件总结了近几年改革的经验，正确分析了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现状和困难，明确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就艺术表演团体的总体布局、领导管理体制、人
事制度、工资制度、财务管理、演出管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现就1994年继续贯彻《通知》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以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机制
目前，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普遍面临的困难是难以在文化市场中发挥主力军和主导作用，因此，文化部在《通知》中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符合艺术自身规律的社会主义文化实体；确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实行各类院团多轨并存，保护国家重点，放开社会办团，逐步建立艺术人员合理流动的新陈代谢机制。实现这个改革目标，才能保证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自身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保证艺术表演团体在良性循
环的轨道上迅速发展。
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换机制要在这样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即：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大量的艺术表演团体将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同时
，在改革中要努力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使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充满活力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运行机制，这是改革当中要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不建立起这种良性机制，单纯考虑增加收入，钱少可以吃“大锅饭”，钱多也可以吃“大锅饭”，而且吃起这种“大锅饭”来问题就更难解决。所以一
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把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运行机制从目前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力变为充满活力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换机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树立市场观念，把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加强
文化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艺术表演团体自身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切实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保证转轨工作的顺利进行。
进行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转轨变型，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出效益，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准。在实际工作中
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提倡大胆探索、敢于实践的开创精神，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勇于探索，以改革精神指导具体工作，敢于迈大步，敢于创新路。
（二）采取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工作态度，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方案，特别是在人员分流、资金投入等问题上要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切忌一哄而起和急躁冒进的做法，要进行认真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三）要重视法制建设，在转轨过程中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保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要加强社会化管理，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艺术表演团体法人地位的问题，以保证其在市场中独立行使法人的职权，履行法人的义务。


（四）要加强文化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实事求是地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尊重各地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该保护的要坚决保护，该放开的一定要放开。特别是对于社会化管理的艺术表演团体，要给予平等竞争的条件，在创作、演出、奖励等方面要一视同仁，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社会作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艺术表演团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在艺术表演团体的转换机制过程中，还要注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变相流失问题，要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护国有资产，坚决堵住和打击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不法行为。
二、在抓繁荣出精品的实践中，推动艺术表演团体内部机制的改革
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出人出戏出效益，促进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繁荣。能否推出优秀的、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作品和人才，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从繁荣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才能保证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促进改革的不断加快和深化
。
（一）尊重出精品的艺术规律，以改革精神合理调整资金投入。出精品，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团体的最高追求目标，出精品必须具有相应的各种条件，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要树立精品意识，坚定不移地抓精品，对于基础很好、潜力很大的剧目要予以特殊政策，改变以往没有重点的“
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投入方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要敢于照顾，敢于下本钱，花力气；另一方面艺术表演团体要弘扬主旋律，重视主旋律作品的创作，重视雅俗共赏、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创作。在二度创作上要大胆发现和使用人才，让最优秀的艺术人才投入到重点优秀剧目的生产
中去。
（二）适应艺术生产特点，改革人员流动机制。艺术表演团体普遍面临的难题是人浮于事，人员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进行人员分离和优化组合要根据艺术生产的需要，进行定编定岗，可以先在剧组中实行合同聘任制，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活动，将演出实体分离出来。实行这种办
法，能够逐渐地、有效地确立演职人员在剧团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起演多与演少，演好与演不好的区别意识。另外，可将“考试制”与聘任制结合起来，根据剧目和角色要求，实行考试制度，在艺术人员中间形成一种合理的竞争机制。
（三）重视艺术人才自身特点，建立新型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劳动，艺术人员也具备不同于其它行业人员的特质，其劳动成份和表演形式带有极强的个体劳动和个人气质特点，因此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尊重创作上的自由与选择，同时，对于精品，要给予高稿酬
，实行重奖。对于优秀的演职人员要大胆提高工资待遇，使其在艺术高峰期得到相应的高报酬。
（四）实行演出补贴制度，激活艺术演出机制。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的标志，艺术表演团体一般进行的主要是剧场艺术的生产，只有演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文化主管部门要对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予以特别重视，实行保护政策，改变过去的拨款模式，实行演出补贴制度，
激励艺术表演团体多演、演好，保证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演出数量和质量，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演出机制，为繁荣演出市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改革评奖方式方法，激励艺术生产。评奖是对艺术生产水平衡量和检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促进艺术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同时，评奖对于提高艺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艺术作品的宣传和导向，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过程中，
要重视评奖，一方面提高奖励标准，使奖励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评得过多、过滥现象。文化部即将出台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的管理规定，对于评奖实行归口管理。还将修改《文华奖评奖办法》，使这个专业艺术的政府大奖越评越好，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希望各地文化
主管部门也重视改革评奖办法的工作。
（六）实行考评制度，提高艺术表演团体综合艺术水平。考评制度对于艺术表演团体也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考评，确定重点剧团，在经费投入、创作力量投入等方面予以扶持，使其在自我奋斗前提下，引起社会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对其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因此，今年将积
极筹备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考评工作，抓好试点，力争尽快推广实行。有条件的省市可试行考评制度。
通过以上措施，紧紧围绕艺术生产和繁荣，加速进行艺术表演团体的各项内部机制的改革，使艺术团体形成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这应成为今年的一项重要改革工作。
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管理艺术表演团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依法管理是市场机制对艺术表演团体提出的要求，否则艺术表演团体难以在文化市场中得到保护与支持，也难以行使正常的法律权利，因此加速法制建设，是艺术表演团改革的重要工作。
从目前情况看，艺术表演团体急需加强法制管理，特别是适应市场体制的法规、制度亟须制定，在演出、创作、管理等多方面都需做大量的法制规范工作。今年文化部将着手制定下面几个法规文件：
（一）制定《关于社会办团的管理规定》。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转换机制和大量社会办团的出现给艺术表演团体的管理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制定这个规定，将对社会化艺术表演团体在政策上加强管理，既对之行使有效的管理，又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在文化市场中遵纪守法
，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规定将对社会办团中的各种问题提出法规依据，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
（二）制定《关于艺术表演团体演职人员实行聘任合同制的暂行办法》。制定这个文件，是为了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新陈代谢、良性循环的人员流动机制，促进艺术表演团体人事制度改革的规范化发展。该文件将包括流动方式、聘任条件、合同文本等内容。
（三）制定《演出法》。这是1993年的调查论证项目。中央1992年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尽快制定《演出法》。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的根本性工作，制定《演出法》，一方面要对专业艺术的演出，特别是高雅艺术的演出进行保护和扶持，大力提倡高雅艺术的演出，予以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要放开搞活，提倡多种形式的演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不同层次的群众文化需求，加强对演出市场的总体规范，保证演出市场丰富多采，健康向上。
（四）修订《剧场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已实行多年，许多条款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的要求，需要认真修改。通过这个条例的修订，加强对剧场的管理，调整剧团与剧场的双向选择关系和分配制度，保证高雅艺术的演出阵地，同时以剧场演出为龙头，实施对艺术表演团体演出
机制的改革。
在这些文件基础上，还将调查论证艺术表演团体的宏观法规《艺术表演团体管理条例》，争取能在两、三年内出台。
加快进行艺术表演团体的立法立规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地要积极主动地行使地方立法权，从实际出发，重视制定地方法规。
在高度重视法规文件制定的同时，要重视以法办团，以法管团的工作，在艺术表演团体中树立法制观念，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完善各种内部规章制度，使艺术表演团体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四、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重要保证
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轨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多轨并存、多种体制的格局，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如：如何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辩证地统一起
来；如何为群众创作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剧节目，反对低级趣味的演出；如何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实行人员的重新组合与分配的激励机制，会触及许多个人利益，等等，都将会成为艺术表演团体中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
越是情况复杂，越是改革开放，就越要加强党的领导。
各类艺术表演团体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的要求，根据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所有制形式，探索党组织的工作方法，积极主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艺术表演团体中的党组织要积极开展工作，坚持正常的组织生活，密
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注意不断吸收优秀人员参加到党组织中来，不断发展组织，壮大党的队伍。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艺术表演团体中的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混同于一般的群众，要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同时每时每刻不要忘记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在改革触及到个人利益时，党员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要树立无私奉献和敬业的精神，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发扬光大。要敢于向放弃党的原则及一切不符合改革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作斗争。
艺术表演团体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保证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顺利进行，调动广大演职人员投身改革的积极性，推动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在当前形势下，各种错误思潮及拜金主义的泛滥，极大影响着艺术工作者的思想，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带头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领会和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和艺术建设，党组织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坚持党的一贯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经过1993年一年的认真调研、积极探索，为今年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年是改革关键的一年，也是应该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各地要按照《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的基本精神，真抓实干，制订出各项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
，努力把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文化部也将根据文件精神，把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继续作为工作重点，并计划召开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学习先进，互相切磋，互相借鉴，使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



1994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