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地名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0年4月25日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地名管理，实现地名标准化，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内国际交往的需要，方便人民生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所辖区域内标准地名的命名、更名、公布、使用、标志设置管理，以及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名包括：
（一）市、区、县、乡、镇的行政区域名称以及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的名称；
（二）山、河、湖、洼淀、海湾、滩涂、岛屿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三）城镇住宅、街道里巷、村镇等居民地名称；
（四）公路、道路、桥梁等名称；
（五）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文化体育场所等名称；
（六）楼、院门号；
（七）具有地名意义的机场、铁路、港口、码头和建筑物、构筑物等名称。
第四条 市地名主管部门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全市地名管理工作。
区、县地名主管部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地名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区、县地名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
区、县地名主管部门业务上受市地名主管部门领导。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区、县地名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本辖区内的地名工作。
第六条 地名管理应当从本市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地名的稳定，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地名管理法规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地名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与更名
第八条 地名命名应当与城市规划同步进行。地名规划由市或者区、县地名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市地名总体规划由市地名主管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外环线以内地区的地名分区规划，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地名规划由区地名主管部门编制，经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区、县地名分区规划，由分、县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市地名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向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地名命名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不损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人民团结；
（二）符合地名规划要求，反映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含义健康、方便使用；
（三）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和外国地名作地名；
（四）用字规范，不使用生僻字，同类地名不使用同音字和近音字；
（五）派生地名与主地名相统一；
（六）地名的定性词语应当与事实相符，以楼、厦、苑、广场、花园、公寓、别墅、中心、山庄等形象名称作通名的，应当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规范标准。
第十条 下列地名不得重名：
（一）本市的区、县、乡、镇行政区域名称，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域名称；
（二）外环线以内的地名；
（三）外环线以外同一区、县内的村庄、道路地名；
（四）同一乡镇内的地名。
第十一条 没有标准地名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或者地名用字形、音、义不准确的，应当确定标准地名。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居民住宅区、大型建筑物等建设项目，应当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到所在区、县地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地名命名手续。未办理地名命名手续的，有关部门不得受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
办理地名命名手续，应当提交地名位置图和地名命名申请书。大型建筑物、有特色的居民区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建筑景观图。
地名主管部门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材料齐全的地名命名申请，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受理。
第十三条 地名的命名分别由下列单位负责申报：
（一）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文化体育场所等名称，由专业主管部门申报；
（二）居民住宅、大型建筑物名称，由投资单位申报；
（三）村镇名称，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报；
（四）道路、桥梁、地下铁路（站、线）名称，由市政主管部门申报；
（五）河流、湖泊、水库、洼淀等名称，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六）河流上的码头名称，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第十四条 外环线以内各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地名命名申请，由所在区地名主管部门受理，经区人民政府或者管理委员会同意，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外环线以外区、县的地名命名申请，由所在区、县地名主管部门受理，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跨区、县的地名命名申请，由市地名主管部门受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行政区域名称的命名，按照行政区划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后，向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机场、公路、铁路、港口等名称的命名申请，由各专业部门提出方案，经市地名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管理权限，分别报请上级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地名主管部门对批准命名的地名，核发标准地名证书。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更名：
（一）因区划调整，需要变更行政区域名称的；
（二）因道路发生变化，需要变更路名的；
（三）因居民区或者建筑物、构筑物改建、扩建，需要变更地名的；
（四）因路名变更，需要交更楼、院门号的。
第十九条 不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地名，应当更名。
第二十条 地名更名程序按照本章规定的地名命名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因自然变化、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建设等原因，已不再使用的地名，由市或者区、县地名主管部门予以注销。

第三章 标准地名的公布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本条例实施前市地名主管部门汇入地名录的地名，视为标准地名。
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标准地名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公布。公告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第二十三条 下列活动与事项使用现行地名的，应当使用标准地名：
（一）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告、文件、文书、证件；
（二）报刊、广播电视的新闻报导，地图、地理教科书、地名典录等出版物；
（三）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的地名标识；
（四）制作和发布房地产销售广告。
第二十四条 地名应当按照国家规范汉字书写；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规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和拼写规则为标准，不得使用外文拼写。
第二十五条 用少数民族文字拼写的地名和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写，以国家规定的译写规则为标准。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地名主管部门负责编纂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录、地名志、地名词典、地名图等标准地名出版物。其他部门和单位出版标准地名出版物必须经市地名主管部门批准。
市和区、县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名档案管理制度，保证地名档案资料的准确完整，并且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
第二十七条 对居民住宅区、桥梁等公共设施名称进行企业商业冠名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
第二十八条 地名标志分别由下列部门设置：
（一）村镇内的地名标志，由区、县地名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设置；
（二）河流、湖泊、水库、机场、公路、道路、铁路、地下铁道、港口以及码头标志，由各自主管部门设置；
（三）里巷楼、院门牌标志，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设置；
（四）其他地名标志，由市或者区、县地名主管部门设置。
第二十九条 地名标志的制作、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生产制作地名标志的企业，应当接受市地名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地名标志应当在规定的位置设置。新命名的地名，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设置地名标志。
市或者区、县地名主管部门负责对地名标志设置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设置地名标志的部门负责地名标志的维护和管理，保持地名标志的清晰、完整，并接受地名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名标志的义务。禁止涂改、玷污、遮挡、破坏和擅自拆除、移动地名标志。
需要移动或者拆除地名标志的，应当事先向地名标志设置部门申报，缴纳重新设置所需费用后，方可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地名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以楼、厦、苑、广场、花园、公寓、别墅、中心、山庄等形象名称申报地名与事实不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他人构成欺诈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条规定，擅自命名、更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不使用标准地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不使用规范汉字或者使用外文拼写地名，不按规定、规范制作或者设置地名标志的，责令限期改正。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涂改、玷污、遮挡或者擅自拆除、移动地名标志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擅自出版标准地名出版物的，由出版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盗窃、破坏地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拒绝、阻碍地名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地名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或者拖延受理当事人地名命名、更名申请的；
（二）逾期不公布已经批准命名、更名的地名的；
（三）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地名命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四）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予制止或者查处，造成严重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五）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物、宴请以及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贿赂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市里巷楼、院门号设置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1987年10月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天津市地名管理细则》同时废止。



2000年4月25日
中国传统法制对当代社会父权的影响

张旭灿


内容提要：中国法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制度构建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维护父权的制度体系对现代社会中父权的影响深远，本文试从中国法制关于父权的发展过程来解析现代父权的种种现象和对父权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前途做一探讨。
关键字：父权 法制传统 婚姻 继承
中国的传统礼法观念中强调义务本位，正所谓亲亲，尊尊。作为子女似乎对父母只有逆来顺受的分，何谈权利。法律制度中集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种种看法与做法，而能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必将在现实中有影响力。法制观念的变化往往是较为缓慢的。了解中国法制的演变过程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存在儿女状告父母引起社会争议这一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历代家庭法制简介
此处所指的法是广义的法，它包含民间法的内容。在原始社会中并未出现私有制时并无家庭形式，便无从谈起子女权利。在中国国家文明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本文就以曾宪义老先生的划分体例将中国的法制依发展时期风格特色等粗略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历史大致可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近现代法制三大部分。[1]
1、 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制，其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
夏王朝的建立统治者便将古代的习惯法作为治国的根本进行推行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到了商朝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说明第一代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但由于经常会引发社会争斗，所以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到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及其所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地位。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
礼中的核心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戒康叔说：“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对告诉权中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动摇了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诗经》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宗法制下婚姻决非男女当事人之事，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掌握在父母手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父权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的六礼制度也沿袭到后代，对汉唐，明清制度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2、 战国以后的封建法制时期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到了汉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主要原则，西汉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妇女在公婆少不欢欣的条件下，便可以强迫夫妻离弃，古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例，汉律中有不孝罪依法，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到枭首，杀父母以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司与人通奸着也处死刑。汉为推行孝道，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非子，非正没有爵位的继承权，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惟有嫡长子有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正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出现了不孝罪，隋朝把不孝进一步放到了“十恶”中。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3、 近现代时期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
二、中国传统法律关于父权的特点
1、婚姻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而男女家长对于解除婚姻也有操纵权。在经历了夏商的婚姻制度酝酿期后在西周形成了婚姻六礼，‘七出三不去’等固定形式，发展到汉代以后由于受到儒家法文化的影响，公婆对子的休妻权更是膨胀，父母的主婚权从一经成立便牢不可破，真可谓历尽沧桑，越挫越勇。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打捞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工具。父母的主婚权成了悲剧的罪魁祸首。有些人经常自以为豪的说中国几千年文化从未中断，殊不知如此顽固的文化中的糟粕也是生命力很完全的。在当代社会边缘地区还仍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虽不如以前厉害，但这种观念很容易导致失败的婚姻，从婚姻中的不到幸福。
2、在继承方面经历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后，逐渐过度到诸子均分。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由于考虑到嫡长子接触社会较早，由他继承可以更好的发挥财产的作用，对财产的均分虽也出现过女儿有继承权的情况但转瞬即逝，整体是以男子继承为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妇女主动放弃继承权的现象，因为虽然古代的这种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由于他的长期的的存在在过去的时空中，使自己已经内化为人们的心中，在没有一个长期的变化的情况下，他将以‘民间法’的形式发挥作用。
3关于子女诉父母的权利，在西周时期就被排斥在子女的诉权，把西周时期子女伤害父母的罪定为不孝罪，刑兹无赦，大力惩处。在秦朝虽也曾出现过禁止善杀子，但对于其处罚力度是很小的，到隋唐时期不孝被列为“十恶”。尊长犯幼越近越轻，而幼犯尊长越近越重。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有对子女用家法的权利，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法制思想的传入，法理派提出了正当防卫等与封建礼教严重相违背的立法举措，反映了东西方法制文化的冲突。时至今日父母在教育教育子女时也经常是棍棒相加，曰之‘子不打不成材，玉不磨不成器’。在此等领域我国法也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对其予以严格限制。只要打的不中也无人管。
三、对于传统法制的一些思考
上面对我国历代法制中关于子女权利的考察发现了在现代法制中与之不同之处。及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我们不能以封建之糟粕简单的给予否定。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其极为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存在的即是有根据的。在我们解读前人的历史时，也该想一想后人如何解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当代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从自己的价值去品评历史是欠缺公正的。但笔者仍想谈几点浅见。
在任何时代他的制度设计都要遵循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中国古代之追求大价值乃一“稳”字，所有制度的设计都是遵循这一价值理念来设计的。家族是国家的浓缩，家族中一定秩序的维护要求确定一个权威，便是父！正如商鞅所言，“一兔走，百人逐之，何也？名分未定也！”在大家庭中要想保持稳定也要确定名分，名分定则无人乱！但想到这不禁感慨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是确立等级秩序，而西方却想到的是确定平等权利呢？这可能是源于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所至吧。
在我国历来缺乏权利对抗观念，自然在制度中也是缺乏，所以导致了在与父权对峙的过程中没有相关权利的产生。但温情的家族观念使这一态势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无疑我们这种制度相对与西方是落后的。中国将重心放在了防“受治者”之恶而不是防“治者”之恶。[2]西方在为我们的学习中打开了一扇窗户的同时也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把精力集中在为什么中国没这个，为什么中国没哪个，而是应当意识到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建设性的提炼，融合或转化我们的文化中的权利要素。[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的“父权制度”由于失去了他的文化土壤，政治制度土壤，经济土壤，正在以即快的速度土崩瓦解。一个保护子女权利的全新制度体系正在悄然无声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1]《中国法制史》 曾宪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2]《中国民权哲学》 夏勇 三联出版社
3、[3]〈超越比力牛斯山〉 贺卫方 法律出版社

（注：古文资料皆选自教科书〈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